


公元前387年前后,魏国西河郡的黄河岸边,一辆马车碾过尘土,缓缓停下。车帘掀开,吴起扶着车辕跨步而下——眼前浊浪滔滔的黄河、对岸隐约可见的城池,是他镇守二十余年的西河故地。风卷着他的衣袍,这位素来以铁血硬汉形象示人的将领,眼眶竟红了,泪水顺着脸颊滚落,滴在脚下的泥土里。
侍从见此情景,忍不住上前问道:“我看将军向来视舍弃天下如弃敝履,如今离开西河,怎么反倒落泪了?”吴起抬手擦去眼泪,声音带着一丝沙哑:“你不懂。当年文侯信我,我本可助魏国成王业;如今武侯信谗,西河必为秦国所夺,魏国衰亡不远矣!”话音落,他猛地转身登车,马鞭一扬,车轮滚滚向南,再也没有回头。

战国时期地图。来源:《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》
这一去,不仅是他个人仕途的转折,更将为南方的楚国,掀起一场震动诸侯的风暴。
从卫国狂士
到魏国“西河守护神”
吴起生于卫国左氏(今山东定陶西)的一户殷实之家,但他从小对钱财毫无兴致,满脑子都是“游仕求官”的功名执念。为求官,他散尽家财奔走四方,最终一事无成,还遭同乡嘲笑。年轻气盛的他咽不下这口气,一气之下杀了三十多个嘲笑他的人,背着行囊逃离卫国。临行前他咬着胳膊对母亲起誓:“起不为卿相,不复入卫!”这句盟誓,成了他一生追逐的执念。

吴起画像。来源:《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》
逃离卫国后,吴起投鲁国,拜儒家学者曾申(曾参之子)为师。可没过多久,他的母亲病逝,按儒家规矩,弟子需奔丧守孝,吴起却硬是没回去。曾申气他违背孝道,当即与他断绝了师徒关系。吴起索性弃儒学兵——既然“礼”容不下他,便用“兵”在这乱世里闯一条生路。
公元前420年,齐国攻鲁,鲁元公本想任命吴起为将,却因他的妻子是齐国人而满心疑虑。为证忠心,吴起竟狠心“杀妻求将”,最终率军以弱胜强,大败齐军。可胜仗过后,鲁国群臣的非议更甚,有人指责他“猜忍”,更有人进言:“鲁国是小国,却得了‘战胜之名’,诸侯定会联手谋算我们;且鲁卫是兄弟之国,重用吴起便是背弃卫国。”吴起自知鲁国再无他容身之地,听闻魏文侯贤明爱才,便西去投魏。
魏文侯起初也拿不准是否任用吴起,问大臣李悝,李悝答:“吴起贪财好色,但论用兵,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。”公元前409年,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,攻打秦国河西之地(今山西、陕西间黄河南段以西)。他率军连克临晋、元里、洛阴、郃阳等城,将秦国逼得退守洛水。
作战时,吴起与士卒同衣食、共劳苦,“卧不设席,行不骑乘,亲裹赢粮”。有士兵生了毒疮,他甚至跪下用嘴吸脓。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哭了:“往年吴公给他父亲吸脓,他父亲作战时奋勇向前,最终战死;如今吴公又给我儿吸脓,我儿不知将死何所啊!”

战国时期青铜剑。来源:里耶秦简博物馆
魏国设西河郡后,吴起任首任郡守。在西河的二十多年里,他改革兵制、训练武卒。魏武卒免除徭役和赋税,享受很高的薪饷,同时选拔标准也极其严格:士兵要能够身穿重甲,背一支12石拉力的弓弩以及50支弩箭,挎剑持戈,携带三天的干粮,一天行军一百里。这大大提高了魏国士兵的素质,吴起靠着这支精锐之师“与诸侯大战七十六,全胜六十四,余则钧解”,拓地千里,“秦兵不敢东乡,韩赵宾从”。
可魏文侯去世后,吴起遭公叔痤(cuó)等人谗害,被魏武侯猜忌。他知道在魏国已无立足之地,这才留下了开头泪别西河的一幕。
入楚
内忧外患中的序幕
黄河之水载着吴起的怅然向南流去,而南方的楚国,正在风雨飘摇中等待一位能改写它命运的人。彼时的楚国,早已不是“春秋五霸”时期那个敢“问鼎中原”的南方霸主——对外,它打不过新兴的三晋;对内,旧贵族内讧搅得鸡犬不宁。楚悼王如坐针毡,夜不能寐。
先看“外患”:魏国此时已成为“战国首强”,魏、赵、韩三家更是联手盯上了楚国这块“肥肉”。公元前391年,三晋大军举兵伐楚,一路打到大梁、榆关(今河南开封、中牟一带),楚军节节败退,连丢数座城池。楚悼王无奈,只能拿重金贿赂秦国,请其出兵相助,才勉强与三晋讲和。对曾“问鼎中原”的楚国而言,这无疑是奇耻大辱。

武陵丞戈,战国时期的铜器。来源:上海博物馆
更棘手的是“内忧”:楚国政权早被几个大贵族攥在了手里,他们在朝堂上与国君争权,地方上兼并土地、压榨百姓。贵族家里车马衣裘,富比国君,普通百姓却连肚子都填不饱,甚至爆发大规模反抗活动。楚悼王的父亲楚声王,就是在这期间被杀。朝堂官员多是贵族子弟,靠关系上位,无才贪腐,楚悼王想办事却处处被掣肘。
就在这内外交困之际,吴起来到楚国。楚悼王如大旱逢甘霖,立刻任命他为苑守(南阳地区行政长官),让他摸清国情。吴起在苑守任上一年,对楚国的国情做了细致地观察和分析,他找到楚悼王,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弊端:
“大臣太重,封君太众。上逼主而下虐民,此贫国弱兵之道也。”
要扭转这种局面,只有“明法审令”。楚悼王深以为然,随即擢升吴起为令尹。

可吴起刚刚上任,阻力就接踵而至。吴起与楚国大贵族屈宜臼爆发了激烈争论。吴起提出“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,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,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”(均衡楚国的爵位,平抑官员的俸禄,削减有余的财富来补充不足,训练军队以便及时争夺天下),屈宜臼却强硬地反驳:“自古以来,善治国家的人从不变更旧法、改动常规。你要均爵平禄,就是乱了祖宗规矩!再说,战争是凶器,争夺是逆德,你好战喜争,就是违背天道!”他甚至骂吴起是“祸人”,说楚悼王重用吴起,早晚要遭天谴。
但吴起没被吓退——有楚悼王的支持,他毅然向旧贵族开刀——“使封君之子孙,三世而收爵禄”,凡是贵族封君,爵位传到第三代就收回爵禄;“废公族疏远者,以抚养战斗之士”,停掉对疏远王族的供养,把节省下来的钱财用于补贴士兵;“均楚国之爵,而平其禄”,对无功劳的贵族后代调整爵禄,对立有军功、耕作有功者授予爵禄。这些措施打破了世族世卿世禄制,既限制了贵族特权,又提高了将士与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性。
针对“大臣太重”的问题,吴起竭力削弱大臣威权,禁止结党营私,加强官员考核,奖励尽忠职守者。在整顿吏治上,吴起同样雷厉风行,一方面“罢无能,废无用,损不急之官”,果断裁减那些没有能力、没有用处的冗官,选拔有才能的人填补空缺;另一方面“塞私门之请,一楚国之俗”,坚决杜绝权贵的请托之风,廓清官场的歪风邪气。他想通过这些举措,在楚国建立一个“使私不害公,谗不蔽忠,言不取苟合,行不取苟容,行义不顾毁誉”的新朝堂。

虎座鸟架鼓,器身通体髹黑漆,运用红、黄色彩绘,彰显了楚文化的浪漫与神奇。来源:湖北省博物馆
要实现富国强兵的最终愿景,农业的发展与繁荣无疑是根基所在。当时的楚国是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的诸侯国,最不缺的就是土地,可大量土地都是荒草丛生的未开发之地。吴起曾对楚悼王说:
“荆所有余者地也,所不足者民也。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,臣不得而为也。”
意思是,楚国多余的是土地,缺少的是耕种土地的百姓。如今君王想用缺少的百姓去填补多余的土地,臣实在无法办到。楚悼王果断支持吴起的想法,“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”(让贵族们带着家眷前往边境的空旷之地开垦荒地)。这一举措,既缓解了局部地区“人多地少”的土地压力,又通过开垦荒地让国家的粮库渐渐充盈,税收也随之增加,为未来的战争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。而在政治上更是暗藏深意——这场迁徙切断了贵族对封地的控制,间接加强了王权,还削弱了大贵族之间的联系,预防他们抱团作乱。
当然,吴起的核心目标始终是强兵备战。《史记・吴起列传》中记载,吴起“要在强兵,破驰说之言从(纵)横者”,就是要通过强兵,打破那些纵横家的游说之词,最终达到“争利于天下”的目的。为此,吴起提出“禁游客之民,精耕战之士”——禁止青壮年游手好闲、不务耕作,让他们闲时扛犁耕作,为国家提供充足的粮食与税收;战时执戈上阵,无需漫长的动员便能迅速投入战场,大大节约了战争准备时间。这种兵农合一、寓兵于农的制度,成为后世兵家效法的典范。尤其在分裂时期,哪个政权能将军屯体系运转得最好,哪个政权就握紧了统一天下的先机。吴起还将从裁减百官和封君子孙俸禄中省下的钱财,全部“以抚养战斗之士”,从财政上全力倾斜军备。除了物资支持,吴起对战争的准备极为细致,包括城墙筑造技术这些细节也过问——他一改楚国长期沿用的“两版垣”旧筑城办法,变为更坚固的四版筑城法,大大加强了楚国国都郢都的防御能力。

国历君自制吴起表情包。来源:纪录片《中国通史》截图
吴起还总结了李悝在魏国的经验,他深知法治的重要性。因此制定了明确的法令并公布于众。此外,为了让全国上下舆论保持一致,避免纵横家的游说干扰政策,吴起还“破横散从(纵),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”。这些措施有力地贯彻了“明法审令”的精神,让楚国民众逐渐认识到“废其故而易其常”的必要性。
身死政灭的悲歌
很快,楚国的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。而其成效在军事领域尤为显著:当时楚国“南平百越;北并陈蔡,却三晋;西伐秦”,诸侯无不“患楚之强”。公元前381年,楚国出兵援赵,与魏军大战于州西。楚军穿越梁门,驻军林中,兵锋直抵黄河两岸,赵国借楚军攻势,直攻棘蒲、黄城,两国联手大败魏军,洗刷了此前楚国被三晋欺压的屈辱。
可就在一切顺利推进、楚国有望大振雄风之际,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,让一切都戛然而止。公元前381年,楚悼王病逝。早就对吴起恨之入骨的旧贵族势力,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作乱,他们手持弓箭、带着私兵,气势汹汹地围攻吴起。危急时刻,吴起扑到楚悼王尸体上,他知道楚国法律规定“丽兵于王尸者,尽加重罪,逮三族”。可杀红了眼的贵族们,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法律,他们乱箭齐发,不仅射杀了吴起,不少箭还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。

吴起和楚悼王影视形象。来源:纪录片《战国风云之楚国》
楚悼王之子楚肃王即位后,依律法“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”,最终“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”,那些参与作乱的贵族几乎被一网打尽,连畏罪逃亡到国外的阳城君的封地也被朝廷收回。楚肃王虽然用严厉的手段清算旧贵族,却并不是楚悼王和吴起政策的继承者——相反,他在政治制度上开始实行保守政策,一切又回到了原点:被裁减的冗官重新回到朝堂,被收回的贵族爵禄又物归原主,被迁往边境的贵族也陆续迁回都城……也正因为如此,楚国最终没能保持强大,后来一步步走向衰落,最终被秦国所灭。所以韩非子后来评价道:“楚不用吴起而削乱,秦行商君而富强。”
这一切在贵族的反抗下夭折,可贵族的反对只是表面原因——政策推进时,早已埋下了后期难以为继的伏笔。
首先,吴起制定的政策以战争为依归,在资源分配上过度向军事倾斜,节流的行政资金全部投入战备,却忽视了其他方面,这直接导致得不到官员群体的支持,缺少真正的“同情者”和“拥护者”,一旦失去君主的支持,就成了无源之水。
其次,吴起急于在短期内看到效果,政策推进得过于激进,正如《淮南子・缪称训》所评:
“治国譬若张瑟,大弦急则小弦绝矣,故急轡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。”
就像调琴时把粗弦绷得太紧,细弦就会断裂一样,过于急切的治国之策,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。

楚金币。来源:河南博物院
更关键的是,这些政策大多依赖君主个人的图强决心,政策延续与否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意志。楚悼王之后,楚肃王的保守倾向让很多之前的成果归于虚无,最终落得“人亡政息”的结局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吴起虽败,却在战国这场图强潮流中留下深刻印记——距吴起之后不过二十余年,秦国商鞅的故事即将展开,吴起的成败得失,无疑为他提供了珍贵的借鉴。
参考文献:
1.《史记・孙子吴起列传》
2.《吴子》
3.《韩非子》卷四
4.《说苑》卷十五
5.《吕氏春秋》卷二十一
6.《淮南子・缪称训》
7.《吴起变法》,《机构与行政》,2015年第7期。
8.王金涛:《吴起研究》惠州股票配资,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08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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