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州股票配资战国超级“总经理”：他跳槽到哪国，哪国就成军事强国

公元前387年前后，魏国西河郡的黄河岸边，一辆马车碾过尘土，缓缓停下。车帘掀开，吴起扶着车辕跨步而下——眼前浊浪滔滔的黄河、对岸隐约可见的城池，是他镇守二十余年的西河故地。风卷着他的衣袍，这位素来以铁血硬汉形象示人的将领，眼眶竟红了，泪水顺着脸颊滚落，滴在脚下的泥土里。

侍从见此情景，忍不住上前问道：“我看将军向来视舍弃天下如弃敝履，如今离开西河，怎么反倒落泪了？”吴起抬手擦去眼泪，声音带着一丝沙哑：“你不懂。当年文侯信我，我本可助魏国成王业；如今武侯信谗，西河必为秦国所夺，魏国衰亡不远矣！”话音落，他猛地转身登车，马鞭一扬，车轮滚滚向南，再也没有回头。

战国时期地图。来源：《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》

这一去，不仅是他个人仕途的转折，更将为南方的楚国，掀起一场震动诸侯的风暴。

从卫国狂士

到魏国“西河守护神”

吴起生于卫国左氏（今山东定陶西）的一户殷实之家，但他从小对钱财毫无兴致，满脑子都是“游仕求官”的功名执念。为求官，他散尽家财奔走四方，最终一事无成，还遭同乡嘲笑。年轻气盛的他咽不下这口气，一气之下杀了三十多个嘲笑他的人，背着行囊逃离卫国。临行前他咬着胳膊对母亲起誓：“起不为卿相，不复入卫！”这句盟誓，成了他一生追逐的执念。

吴起画像。来源：《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》

逃离卫国后，吴起投鲁国，拜儒家学者曾申（曾参之子）为师。可没过多久，他的母亲病逝，按儒家规矩，弟子需奔丧守孝，吴起却硬是没回去。曾申气他违背孝道，当即与他断绝了师徒关系。吴起索性弃儒学兵——既然“礼”容不下他，便用“兵”在这乱世里闯一条生路。

公元前420年，齐国攻鲁，鲁元公本想任命吴起为将，却因他的妻子是齐国人而满心疑虑。为证忠心，吴起竟狠心“杀妻求将”，最终率军以弱胜强，大败齐军。可胜仗过后，鲁国群臣的非议更甚，有人指责他“猜忍”，更有人进言：“鲁国是小国，却得了‘战胜之名’，诸侯定会联手谋算我们；且鲁卫是兄弟之国，重用吴起便是背弃卫国。”吴起自知鲁国再无他容身之地，听闻魏文侯贤明爱才，便西去投魏。

魏文侯起初也拿不准是否任用吴起，问大臣李悝，李悝答：“吴起贪财好色，但论用兵，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。”公元前409年，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，攻打秦国河西之地（今山西、陕西间黄河南段以西）。他率军连克临晋、元里、洛阴、郃阳等城，将秦国逼得退守洛水。

作战时，吴起与士卒同衣食、共劳苦，“卧不设席，行不骑乘，亲裹赢粮”。有士兵生了毒疮，他甚至跪下用嘴吸脓。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哭了：“往年吴公给他父亲吸脓，他父亲作战时奋勇向前，最终战死；如今吴公又给我儿吸脓，我儿不知将死何所啊！”

战国时期青铜剑。来源：里耶秦简博物馆

魏国设西河郡后，吴起任首任郡守。在西河的二十多年里，他改革兵制、训练武卒。魏武卒免除徭役和赋税，享受很高的薪饷，同时选拔标准也极其严格：士兵要能够身穿重甲，背一支12石拉力的弓弩以及50支弩箭，挎剑持戈，携带三天的干粮，一天行军一百里。这大大提高了魏国士兵的素质，吴起靠着这支精锐之师“与诸侯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，余则钧解”，拓地千里，“秦兵不敢东乡，韩赵宾从”。

可魏文侯去世后，吴起遭公叔痤（cuó）等人谗害，被魏武侯猜忌。他知道在魏国已无立足之地，这才留下了开头泪别西河的一幕。

入楚

内忧外患中的序幕

黄河之水载着吴起的怅然向南流去，而南方的楚国，正在风雨飘摇中等待一位能改写它命运的人。彼时的楚国，早已不是“春秋五霸”时期那个敢“问鼎中原”的南方霸主——对外，它打不过新兴的三晋；对内，旧贵族内讧搅得鸡犬不宁。楚悼王如坐针毡，夜不能寐。

先看“外患”：魏国此时已成为“战国首强”，魏、赵、韩三家更是联手盯上了楚国这块“肥肉”。公元前391年，三晋大军举兵伐楚，一路打到大梁、榆关（今河南开封、中牟一带），楚军节节败退，连丢数座城池。楚悼王无奈，只能拿重金贿赂秦国，请其出兵相助，才勉强与三晋讲和。对曾“问鼎中原”的楚国而言，这无疑是奇耻大辱。

武陵丞戈，战国时期的铜器。来源：上海博物馆

更棘手的是“内忧”：楚国政权早被几个大贵族攥在了手里，他们在朝堂上与国君争权，地方上兼并土地、压榨百姓。贵族家里车马衣裘，富比国君，普通百姓却连肚子都填不饱，甚至爆发大规模反抗活动。楚悼王的父亲楚声王，就是在这期间被杀。朝堂官员多是贵族子弟，靠关系上位，无才贪腐，楚悼王想办事却处处被掣肘。

就在这内外交困之际，吴起来到楚国。楚悼王如大旱逢甘霖，立刻任命他为苑守（南阳地区行政长官），让他摸清国情。吴起在苑守任上一年，对楚国的国情做了细致地观察和分析，他找到楚悼王，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弊端：

“大臣太重，封君太众。上逼主而下虐民，此贫国弱兵之道也。”

要扭转这种局面，只有“明法审令”。楚悼王深以为然，随即擢升吴起为令尹。

可吴起刚刚上任，阻力就接踵而至。吴起与楚国大贵族屈宜臼爆发了激烈争论。吴起提出“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，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，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”（均衡楚国的爵位，平抑官员的俸禄，削减有余的财富来补充不足，训练军队以便及时争夺天下），屈宜臼却强硬地反驳：“自古以来，善治国家的人从不变更旧法、改动常规。你要均爵平禄，就是乱了祖宗规矩！再说，战争是凶器，争夺是逆德，你好战喜争，就是违背天道！”他甚至骂吴起是“祸人”，说楚悼王重用吴起，早晚要遭天谴。

但吴起没被吓退——有楚悼王的支持，他毅然向旧贵族开刀——“使封君之子孙，三世而收爵禄”，凡是贵族封君，爵位传到第三代就收回爵禄；“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斗之士”，停掉对疏远王族的供养，把节省下来的钱财用于补贴士兵；“均楚国之爵，而平其禄”，对无功劳的贵族后代调整爵禄，对立有军功、耕作有功者授予爵禄。这些措施打破了世族世卿世禄制，既限制了贵族特权，又提高了将士与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性。

针对“大臣太重”的问题，吴起竭力削弱大臣威权，禁止结党营私，加强官员考核，奖励尽忠职守者。在整顿吏治上，吴起同样雷厉风行，一方面“罢无能，废无用，损不急之官”，果断裁减那些没有能力、没有用处的冗官，选拔有才能的人填补空缺；另一方面“塞私门之请，一楚国之俗”，坚决杜绝权贵的请托之风，廓清官场的歪风邪气。他想通过这些举措，在楚国建立一个“使私不害公，谗不蔽忠，言不取苟合，行不取苟容，行义不顾毁誉”的新朝堂。

虎座鸟架鼓，器身通体髹黑漆，运用红、黄色彩绘，彰显了楚文化的浪漫与神奇。来源：湖北省博物馆

要实现富国强兵的最终愿景，农业的发展与繁荣无疑是根基所在。当时的楚国是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的诸侯国，最不缺的就是土地，可大量土地都是荒草丛生的未开发之地。吴起曾对楚悼王说：

“荆所有余者地也，所不足者民也。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，臣不得而为也。”

意思是，楚国多余的是土地，缺少的是耕种土地的百姓。如今君王想用缺少的百姓去填补多余的土地，臣实在无法办到。楚悼王果断支持吴起的想法，“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”（让贵族们带着家眷前往边境的空旷之地开垦荒地）。这一举措，既缓解了局部地区“人多地少”的土地压力，又通过开垦荒地让国家的粮库渐渐充盈，税收也随之增加，为未来的战争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。而在政治上更是暗藏深意——这场迁徙切断了贵族对封地的控制，间接加强了王权，还削弱了大贵族之间的联系，预防他们抱团作乱。

当然，吴起的核心目标始终是强兵备战。《史记・吴起列传》中记载，吴起“要在强兵，破驰说之言从（纵）横者”，就是要通过强兵，打破那些纵横家的游说之词，最终达到“争利于天下”的目的。为此，吴起提出“禁游客之民，精耕战之士”——禁止青壮年游手好闲、不务耕作，让他们闲时扛犁耕作，为国家提供充足的粮食与税收；战时执戈上阵，无需漫长的动员便能迅速投入战场，大大节约了战争准备时间。这种兵农合一、寓兵于农的制度，成为后世兵家效法的典范。尤其在分裂时期，哪个政权能将军屯体系运转得最好，哪个政权就握紧了统一天下的先机。吴起还将从裁减百官和封君子孙俸禄中省下的钱财，全部“以抚养战斗之士”，从财政上全力倾斜军备。除了物资支持，吴起对战争的准备极为细致，包括城墙筑造技术这些细节也过问——他一改楚国长期沿用的“两版垣”旧筑城办法，变为更坚固的四版筑城法，大大加强了楚国国都郢都的防御能力。

国历君自制吴起表情包。来源：纪录片《中国通史》截图

吴起还总结了李悝在魏国的经验，他深知法治的重要性。因此制定了明确的法令并公布于众。此外，为了让全国上下舆论保持一致，避免纵横家的游说干扰政策，吴起还“破横散从（纵），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”。这些措施有力地贯彻了“明法审令”的精神，让楚国民众逐渐认识到“废其故而易其常”的必要性。

身死政灭的悲歌

很快，楚国的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。而其成效在军事领域尤为显著：当时楚国“南平百越；北并陈蔡，却三晋；西伐秦”，诸侯无不“患楚之强”。公元前381年，楚国出兵援赵，与魏军大战于州西。楚军穿越梁门，驻军林中，兵锋直抵黄河两岸，赵国借楚军攻势，直攻棘蒲、黄城，两国联手大败魏军，洗刷了此前楚国被三晋欺压的屈辱。

可就在一切顺利推进、楚国有望大振雄风之际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让一切都戛然而止。公元前381年，楚悼王病逝。早就对吴起恨之入骨的旧贵族势力，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作乱，他们手持弓箭、带着私兵，气势汹汹地围攻吴起。危急时刻，吴起扑到楚悼王尸体上，他知道楚国法律规定“丽兵于王尸者，尽加重罪，逮三族”。可杀红了眼的贵族们，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法律，他们乱箭齐发，不仅射杀了吴起，不少箭还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。

吴起和楚悼王影视形象。来源：纪录片《战国风云之楚国》

楚悼王之子楚肃王即位后，依律法“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”，最终“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”，那些参与作乱的贵族几乎被一网打尽，连畏罪逃亡到国外的阳城君的封地也被朝廷收回。楚肃王虽然用严厉的手段清算旧贵族，却并不是楚悼王和吴起政策的继承者——相反，他在政治制度上开始实行保守政策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：被裁减的冗官重新回到朝堂，被收回的贵族爵禄又物归原主，被迁往边境的贵族也陆续迁回都城……也正因为如此，楚国最终没能保持强大，后来一步步走向衰落，最终被秦国所灭。所以韩非子后来评价道：“楚不用吴起而削乱，秦行商君而富强。”

这一切在贵族的反抗下夭折，可贵族的反对只是表面原因——政策推进时，早已埋下了后期难以为继的伏笔。

首先，吴起制定的政策以战争为依归，在资源分配上过度向军事倾斜，节流的行政资金全部投入战备，却忽视了其他方面，这直接导致得不到官员群体的支持，缺少真正的“同情者”和“拥护者”，一旦失去君主的支持，就成了无源之水。

其次，吴起急于在短期内看到效果，政策推进得过于激进，正如《淮南子・缪称训》所评：

“治国譬若张瑟，大弦急则小弦绝矣，故急轡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。”

就像调琴时把粗弦绷得太紧，细弦就会断裂一样，过于急切的治国之策，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。